12月15-18日，中国考古学会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举办。本届年会由中国考古学会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厦门大学考古人类学实验中心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作为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及会议发起者之一全程参与此次年会的组织工作。来自厦门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武汉大学、塔里木大学、安徽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南京博物院、秦始皇陵博物院、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共5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代表围绕考古测年方法、古环境重建、资源考古、史前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及文物保护技术等多项专题进行了汇报交流，并对近年来科技考古中出现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

会议代表在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前合影

会议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主任金正耀教授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李晓红教授先后致辞。金正耀教授回顾了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和近几年的工作近展，并表达了对此次年会取得丰硕成果的期待。李晓红副院长代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感谢专委会将本次年会设在厦门大学。她在讲话中介绍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在开展跨学科研究方面的规划和设想，指出跨学科研究是未来学科发展的趋势，例如影视文学也可以与考古学发生联系，在保存人类文明记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金正耀在开幕式上致辞

李晓红在开幕式上致辞

研讨会第一场由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李盛华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年代学实验室宝文博报告了他在碳十四年代学方面的最新研究。宝文博比较分析了Oxcal、Bcal、CalPal等常用树轮校正软件的优缺点。鉴于这些软件基于不同的统计学模型，都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他通过使用OpenBUGs这一贝叶斯统计模型软件，建立了适用于碳十四系列样品树轮校正的算法，并对模型的检验功能进行了改进。结果表明，新的模型能够更加灵活地实现复杂的碳十四系列样品的校正和检验。

宝文博

塔里木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牛文渊报告了塔里木大学数字西域实验室在西域考古研究中开展多源数据融合的情况。多源数据融合技术通过加工、协同利用多源数据，可以使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历史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内的不同形式的遗产数据与信息相互补充，同时借助数据库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低空遥感航拍技术以及各类数字化手段，从而为西域考古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

牛文渊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秦小光报告了他在新疆楼兰地区开展环境考古的新发现。古楼兰位于新疆罗布泊西岸，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枢纽，而现在却是荒凉的无人区。近年来，秦小光和他的团队在楼兰开展了大规模科考工作。对发现的有机遗存的碳十四测年显示楼兰地区在元明时期曾经是一个绿洲湿润期，生长着大量植被并有人类活动。随着环境的再次恶化，人类活动再次消失。他认为，这种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响应关系，对于当代干旱区的水资源分配和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秦小光

研讨会第二场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葛威副教授主持。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舒涛报告了他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中使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的探索。他对骨胶原δ¹³C、δ¹⁵N数据散点呈线性分布和面分布的不同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线性分布说明人群的食物来源单一，而面分布则意味着食谱的多样性，并结合欧洲和中国几处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进行了举例说明。

舒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黄兴报告了计算机数值模拟方法在科技考古中的应用。他通过对古代不同型式的扇车、湖南桂阳桐木岭清代炼锌遗址、斯里兰卡季风块炼铁炉以及古代冶铁竖炉的气流场模拟，生动地展示了计算机流体力学技术在深度挖掘历史资料的空间数字化信息和揭示文化遗产的实用效能方面具备的辅助分析潜力。

黄兴

安徽大学历史系胡悦报告了对安徽黟县徽州民居彩绘的工艺研究。通过超景深显微镜、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及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发现黟县建筑彩绘样本的底纸为宣纸，其上的灰层为方解石、石膏等。

胡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郁田园报告了商代晚期朱砂的使用情况和矿料来源研究。根据郁田园所在团队的汞同位素分析，来自于殷墟遗址的殷墟晚期样品和来自于大辛庄遗址的殷墟早期样品在汞同位素组成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反映了殷墟不同时期朱砂产地的变化。

郁田园

研讨会第三场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秦小光研究员主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吕骎骎报告了对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东北部Wari-Bateshwar遗址出土红色“印度-太平洋”单彩拉制玻璃珠的科技考古研究。他首先从方法论上探讨了成份分析与工艺重建和原料产地探索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化学组成不仅取决于产地，也可能由技术工艺造成，需要引起分析者的注意。由于料珠的生产存在二次加工，他认为其中的7种主要成分才能反映原始产品的来源。通过光学观察、XRF以及LA-ICP-MS分析，发现这些料珠分别属于矿物钠-高铝和混和碱-高铜两类，该地的生产工艺可能并不是很完善，因为样本的均一性较差。经过与印度和东南亚同类珠子的比较，他认为该地在印度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中可能曾经起到一定作用。

吕骎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王晓然报告了在希腊的Sarakenos洞穴遗址开展的人与动物资源域研究。王晓然对该遗址出土牛牙、人牙和马牙等材料进行了锶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牛和人是本地生长，而马的锶同位素数据显著高于其他材料，应为非本地来源，但其生命晚期又呈现本地取食的特征。该研究揭示了Sarakenos遗址的经济模式符合由不同阶段的本地人所经营的多维食性资源的生业模式。

王晓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李功报告了在云南开展的青铜时代金属资源研究。应用铅和铜同位素方法，他对近年来云南出土的滇文化青铜冶铸遗物进行了检测分析，结合考古学背景和矿山数据，发现澄江金莲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直接与青铜冶铸相关的金属遗物为纯净的红铜材质，表明在古滇国的青铜生产中利用了高品位的自然铜矿产。

李功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马江波报告了湖南先秦古越人铸铜金属资源产地研究。他通过对湖南湘江中下游各地出土越人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和合金成分分析，发现先秦时期湖南古越人青铜器的合金材质主要是铅锡青铜和锡青铜，锡、铅含量普遍较高。这表明，铸造青铜器所用铜料可能来自铜绿山等长江中游的铜矿山，锡料和铅料则很可能来自湘南的南岭矿山，湘南地区的金属资源开采利用时间较早且延续时间较长。

马江波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洋报告了对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固厢墓地战国墓出土金属器的科学分析。研究利用光学显微镜（OM）、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能谱仪（EDS）等仪器，对遗址出土的56件金属器的化学成分、金相组织和显微形貌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这批金属器的材质比较多样，包括青铜器、铁器等，还采用了金银合金和绿松石等镶嵌材料。青铜器均为铅青铜铸造而成，采用高锡青铜配比的铜璜所占比例较高。铁器为铸铁或铸铁脱碳制品，属于生铁和生铁制钢体系的一部分。铜带钩的镶嵌物材质与成型工艺有明显不同。由此可见，固厢墓地战国墓出土金属器在材质和工艺上呈现多样性，并能够根据器物的使用需要，采用不同的合金配比和制作工艺，展现出战国中晚期魏国较成熟的金属技术水平。

李洋

研讨会第四场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王建平副研究员主持。

安徽大学历史系魏国锋报告了安徽枞阳出土西周至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研究。他采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对枞阳境内出土西周至战国时期青铜器和汤家墩遗址出土炼渣中的铜颗粒进行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原位无损分析。结果显示，汤家墩遗址冶炼铜颗粒的微量元素特征与枞阳境内拔茅山、井边等铜矿的较为相符，该遗址应是枞阳古铜矿的一个冶炼场所。从西周至战国时期，枞阳青铜器所用铜矿来源比较稳定，主要来自汤家墩遗址周边的枞阳县境内，有少量器物的铜矿可能来自长江以东的铜陵地区。研究表明，LA-ICP-MS可望用于古代青铜器和矿冶遗址炼渣中所夹杂铜颗粒的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原位无损分析，相关研究结果对古代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魏国锋

南京博物院田建花报告了商代早期王都地区出土铜器的矿料来源研究。她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OES）和热电离质谱（TIMS）对商代早期王都地区铜器进行了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显示其矿源在二里岗下层期和上层期存在着显著变迁，下层期主要使用北方地区的青铜资源，上层期主要使用可能来自西南地区的高放射成因铅青铜资源。该研究为重建二里岗时期青铜业原料和制品的流通体系，探讨商代早期帝国扩张和地域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田建花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长孙樱子报告了长安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的科学分析与研究。通过对长安地区出土34面两汉三国时期铜镜的化学成分、金相组织和铅同位素比值进行检测，她认为长安地区很可能是西汉时期出口铜镜的制作中心，在铜镜的生产和传播网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作为汉文化的载体，铜镜可能被作为外交礼物或商品进行交换，或者直接跟随人群流动。

长孙樱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Benjamin Sabatini探讨了金属混熔对铅同位素特征的影响。铅在重熔中的烧失和分馏是一个老问题，之前多籍由模拟实验方法进行测试。他尝试通过模拟计算方法进一步考察不同比例混熔对熔铸过程中分馏的影响，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Benjamin Sabatini

本场最后，金正耀教授做了题为“近年来中国科技考古的热点问题”的主旨发言。金先生对近两年来涉及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以及文明起源与传播等考古学重要议题的论战进行了深入解读；并指出这些问题之所以能成为热点，反映了我国考古工作者试图将科技方法与上古史重大问题研究相结合的积极努力。他指出，论战双方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科学问题还是要靠科学手段来解决。他对科技考古在当前新形势下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并用“三个无限”进行了概括：科技考古讲中国故事魅力无限，新技术的探索将使科技考古活力无限，科技力量助推中国考古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前途无限。

金正耀做主旨报告

参加研讨会的会议代表对以上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金正耀教授主持本次年会的闭幕式环节。北京大学陈铁梅教授、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所朱炳泉研究员和中国地震局尹功明研究员先后致辞。

陈先生谈了三点内容，一是代表个人感谢厦门大学，其原因要追溯到早年在北大开展液体计数法碳十四测年的时候。液体法的关键步骤是要用乙炔合成苯，但是当时北大并没有这个技术。在1973年，陈先生与原思训先生一起来到厦门大学，在厦门大学化学系催化化学专家的帮助下一次性成功合成了苯，才顺利建立了液体计数法，希望借这个机会特别向厦门大学表示感谢。二是通过在北京科技大学参加一次博士论文答辩的例子，指出三维扫描、人工智能等方法在大数据时代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的方向。如何处理越来越多的考古数据，值得大家思考和关注。三是强调了科技方法应用于考古学时的问题意识。他强调，科技考古一定要与考古学问题紧密结合，比如可以围绕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但是在下结论时，在如何将考古资料变成历史资料，变成教科书上的文字时一定要慎重。

陈铁梅先生在闭幕式上致辞

朱先生表示，虽然自己并非职业考古学家，但对科技考古非常感兴趣。他对新兴技术方法与考古学的进一步融合寄于期望，认为只有加深对不同学科的了解，才能有助于科技考古形成一门学科，并促进考古学的发展，这也是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朱炳泉先生在闭幕式上致辞

专委会副主任尹功明研究员代表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对本次年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次年会有两个特点。一是新，表现为参会代表年轻学者居多，发表的报告新颖，亮点很多，研究的手段既有同位素方法等传统手段，又有数学模拟等新方法。很好地体现了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新”的特点。二是内容丰富，地域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研究对象既有金属、玻璃等无机遗存，也有人骨、植物等有机遗存，既包含中国国内材料，也包含东南亚、欧洲等国外材料；既有史前的材料，也有历史时期的材料。之后，他代表专委会向陈先生和朱先生拨冗参会以及会务组的周到安排表示感谢。

尹功明先生做总结发言

最后，金正耀教授宣布本次年会胜利闭幕。中国考古学会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本次会议期间，委员会还商讨了为迎接2018年第二届中国考古大会的召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以及今后专业委员会年会召开的频次、地点等事项。

中国考古学会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于2014年12月成立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致力于开拓和推广新兴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已经成为全国科技考古学者交流互动和推动中国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