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少承家学，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期间，他在昆明寄寓历史研究所，无意中读到先秦思想家墨子及其门人所著的《墨经》一书，发现其中有关几何学和物理学知识的条目很多。但由于文字艰深，古今著家一直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诠释。是以作《释墨经中之光学、力学诸条》一文，站在现代物理学的高度，结合文字训诂，探隐发微，深刻地揭示了这些条目的物理学意义，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惊叹不已。从此钱先生就与科学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后，先生在科学史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尤其是1980年中国科学史学会成立时，他因众望所归被推举为首届理事长，为科学史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富有远见地把目光投向科学史教育事业的发展。八十年代伊始，他与王竹溪共同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物理组组长，率先争取在“物理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了物理学史博士点，开创了我国自行培养科学史博士的历史。在他的积极支持和直接参与下，科学技术大学很快成立了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开始招收自然科学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亲自担任该室第一届主任和研究生导师，从事科学史研究以及研究生的指导工作。自1981年至今，该研究室培养硕士和博士共计一百多人，还受国家教委委托开办过多期物理学史骨干教师进修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学史人才，成为国内著名的科学史人才培养基地和国际知名的科学史研究机构。
十几年来，先生一直象一面大旗一样感召和指引着这个研究室的全体师生。建室之初，教师奇缺。先生为了吸引人才，打破常规，先将一位老师的家属和三个孩子从小县城调入科大，然后再从北京调其本人。该老师入校后，先生得知其一时住房条件很差，便拄着拐杖亲自登门道歉，一句“委屈你们了”使一家人感到无比宽慰。他正是以这样的人格力量团结了当时一批年富力强的校内教师和校外兼职教授，使科学史研究室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一个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史学术机构。
在学术上，先生更是身体力行，为该室开创了优良的学风。他一再强调，科大的自然科学史专业不应该贪大求全，而应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他大力倡导实验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借助复原、模拟甚至现代检测手段对古代一些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进行实验研究，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科学史研究室在中国古代漏刻、张衡的天文仪器与地动仪、唐代浑仪、泥活字印刷、特种印刷以及宋代的性激素提炼等科学史重大问题上进行了系列性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批令国际同行叹服的可喜成果。先生所倡导的这种科学史研究方法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还成为科大科学史研究室的一个显著特长，从而为该室的全体师生赢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Qian School。
在科学史教学上，先生认为，科大科学史研究室应该发挥身在高校的特长，把人才培养作为工作的重点。他经常教导年青教师，自己成名成家是小事，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上，要做到博而精，要能够拿出有自己特色的主导课程。当得知科学史研究室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科技史基础课教学体系以及相应的教师队伍时，他感到十分欣慰，并鼓励年青教师，一定要把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在发表成果这个环节上。他鼓励学生应该多发文章，常说，文章是自己的脸，要在学术界立足，一定要露出自己的脸让别人看。但是，文章出来了不要急于发表，应该先放一放，冷一冷，认真推敲，力求无所疏误，然后再拿出去。每当一些学生的学位论文要出书，来信向他求序时，他一方面为学生的成绩高兴，另一方面总会指出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求学生加以改进。
对研究室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先生也十分关心他们毕业后的进一步深造，以期为科学史事业培养后备力量。九十年代以来，他被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特聘为推荐委员，负责向该会推荐出国留学人员。从此，他脑子里便有了一个计划，争取每年派出一位科学史专业的留学人员，并十分认真地付诸实施。1995到1999年，他共向该会推荐了四名科大科学史研究室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前往剑桥、哈佛和伯克利等世界著名学府的科学史专业进行深造。直到去世前的两个月，他还支撑着已经极度病弱的身体，为最后一名学生办好了推荐手续。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1995年1月在深圳召开的第7届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大会上，竟然有十多位科大科学史研究室的室友在会上不期而遇，成为会上十分令人瞩目的一群。欢聚之间，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远在合肥的钱先生，向他发去热情洋溢的贺电，表达了对这位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元老以及自己敬爱的师长的衷心祝愿。而当他去世的噩耗传来时，不少室友泣泪潸然，纷纷致电哀悼，有的还专程赶往合肥，为先生送上最后一程。
先生垂暮之年，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学术研究一度出现不景气的现象，科大科学史研究室也在所难免地受到波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局面，先生每每为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仰目兴叹。但还是不断勉励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就象一直牵挂着科大的振兴一样，他也一直企盼着中国的科学史事业和科大科学史专业的兴旺发达。1998年夏天，他的一位博士生受王宽诚基金会资助，即将前往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进行博士后研究。临行前，先生嘱咐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但谈得最多的还是科学史事业和科学史研究室的前途问题。尽管他对前途还是充满乐观，但却说自己也许看不到了。临别他突然问那位位学生可记得陆游的《示儿诗》，然后就和他一起吟诵起来。当读到“家祭毋忘告乃翁”时，他笑着把无名指点向自己的鼻尖，说：“记住，家祭毋忘告此翁”。这看似玩笑的话语中实际透露了先生的达观与对科学史事业的殷切期望。
值得欣慰的是，对科大科学史专业，先生最终并没有带着对前途的担忧而离开人世。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参与下，科大联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率先成立了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并由朱清时校长亲任首届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任系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担任系名誉主任。先生仙游后一个月，该系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相信在先生英灵的护佑下，这个系将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高山仰止，音容宛在。先生走了，但大家仍听得见他娓娓的话语，仍看得到他座着轮椅去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先生的鞭策仍如清鉴高悬，先生的勉励仍似长风载帆。先生的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将薪火相继，永烛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