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晚，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关增建应邀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师生做了一场题为“中国古代度量衡标准器的起源与演变”的学术报告。

关增建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计量与标准器的定义。他认为计量的本质是确保单位统一使测量结果准确可靠的活动。计量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文明之母，是立国、兴国、强国之本。作为计量技术体系的一项要素，标准器是量值传递和溯值的源头。我国古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充分认识到度量衡的重要性，诸子百家都曾对其有过深刻阐释。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度量衡体系以及度量衡标准器，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接着，关教授具体讲述了古代度量衡标准器的起源。文献记载表明，至少在周朝我国就已存在度量衡标准器。《尚书》中有载：“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阙绪，覆宗绝祀”。在实物方面，齐量三器：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和，是体现标准器意识的代表性器物。虽然齐量三器反映了当时度量衡校验制度的存在，但是还很难说它们就是度量衡标准器。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关教授着重解读了中国古代度量衡的演变过程。战国时的商鞅方升是现存最早的度量衡标准器，在计量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关教授对商鞅方升的形制和其上铭文进行了详细介绍。《考工记》中记载的粟氏量是见于文献的最早的度量衡复合标准器。关教授介绍了戴震、陈梦佳等学者对粟氏量形制考辨的成果，并推断了粟氏量出现的时间。新莽嘉量是王莽篡汉后，为彰显政权的合理性，依托古制命刘歆制作的度量衡。它是古代复合标准器的圭臬，在设计上具有极高的精度。隋唐之际，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方形嘉量——张文收嘉量。乾隆时期，中国古代度量衡标准器的制作水平达到巅峰，乾隆嘉量即是该时期的典型代表。乾隆嘉量将清制、古制、乐制集于一身，具有很深的科技内涵，但乾隆嘉量亦有不足，只唯上，不唯实，未能真正反映汉代度量衡的实际情形。

关教授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清晰地展示出一幅关于我国古代度量衡标准器起源和演变过程的波澜画卷，令在座师生受益匪浅。

关增建教授长期从事物理学史、计量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著。关教授也是我系杰出校友，他于1984-1990年在我校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求学，师从李志超教授和钱临照院士。报告结束后，大家同关教授进行了热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