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23日，英国诺丁汉大学考古系Julian Henderson教授应邀访问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并在人文学院南平105教室带来了两场精彩的讲座，分别题为“为什么要对古玻璃进行科学分析？”和“古玻璃与丝绸之路”。两场报告会由吕骎骎特任副研究员主持。

在21日晚间的第一场讲座中，Henderson教授从展示自玻璃萌芽时期到中世纪四千年间各色各样的古玻璃开始，点出古玻璃的研究主题。Henderson教授认为玻璃可称为最早的人工合成材料，在文明史和技术史上有重要的意义。随后，Henderson教授简要介绍了古玻璃的成分分析、显微分析等科学分析方法，并引入了古玻璃的基本分类。其中，对于西方的钠钙玻璃，根据助熔剂的来源分为植物灰玻璃与泡碱玻璃。植物灰玻璃包括早期玻璃（约公元前11世纪之前）、萨珊玻璃（公元3-7世纪）、伊斯兰玻璃（公元9-15世纪），而泡碱玻璃则纵贯铁器时代、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及中世纪初期，约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后800年。泡碱玻璃的K和Mg含量均极低（一般小于1%），西亚植物灰玻璃的K和Mg含量略高（约1.5%至4%）。作为对比，中亚地区的植物灰玻璃Al和K含量则更高，而南亚地区出土钠钙玻璃普遍Al含量较高。

作为讲座重点，Henderson教授以几个研究实例展现了古玻璃科技考古的丰富内涵。在对叙利亚北部拉卡地区公元9世纪古玻璃的研究中，Henderson教授通过考古调查，对该地区古玻璃烧制情形进行复原。拉卡地区发现有作为生产证据的玻砂(frit)及生产使用的窑炉，同时出土有大量玻璃生产半成品。在对出土玻璃器进行成分分析并分类之后，发现这里泡碱玻璃与植物灰玻璃共存，而玻砂成分更接近于特定种类的植物灰玻璃，表现出由泡碱玻璃时期过渡到植物灰玻璃时期的技术演变特征。此外，Henderson教授对该地玻璃器使用的造灰植物及呈色元素也做了介绍。综合拉卡地区玻璃生产的各种证据，教授提出了从原料获取到成品完成的整套生产工序流程。

在对意大利马赛克彩色玻璃块的研究中，Henderson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微量元素和同位素特征，探讨意大利各地遗址和教堂中马赛克玻璃块的制作原料与技术特点。该项研究分析了大量的样品，使得研究者足以对不同时期制作的马赛克玻璃块进行区分。其中，公元11世纪的玻璃块包含了泡碱玻璃、植物灰玻璃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玻璃类型。这表明在此时仍有相当数量的泡碱玻璃材料，并且与植物灰玻璃发生了混合。由此，Henderson教授提出了以下生产模型：在该时期，植物灰玻璃从中东伊斯兰世界进口而来，与存量泡碱玻璃混合，这种混合玻璃可能专为特定类型的玻璃块（如紫色、红色等）而制作，在生产同时加入了呈色剂。玻璃混合后，倒模凝固并切割成块，由马赛克艺人挑选并创作大幅镶嵌马赛克图案。

4月22日晚间，Julian Henderson教授带来了第二场讲座，题为“古玻璃与丝绸之路”。讲座伊始,Henderson教授首先列举了丝绸之路上流通交易的各类商品，简要介绍了对丝绸之路的整体认识与研究重点。Henderson教授回顾了上场讲座中提及的公元8-13世纪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的古玻璃生产遗址，并提及巴勒斯坦哈代拉的拜占庭时期大型玻璃窑炉，作为古代中东地区存在大规模玻璃制造业的实证。Henderson教授随后展示了公元9-14世纪中东地区多种玻璃器，并对部分玻璃容器进行类型分析。古代中东地区出产的玻璃器在丝绸之路上多有发现。对沿丝绸之路出土玻璃器进行溯源研究，探讨丝绸之路上玻璃生产和流通的模式，是该场讲座的主要内容。

作为丝绸之路古玻璃科技分析的基础，Henderson教授回顾了古玻璃研究中常用的科学分析手段——电子探针（EPMA）、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二次离子质谱（SIMS）、热电离质谱（TIMS）等。由于玻璃制作过程中Nd、Sr同位素不产生分馏效应，其同位素比值可作为判定原料来源的依据。⁸⁷Sr/⁸⁶Sr比值主要与含石灰成分的贝壳、石灰石、植物灰等有关，而¹⁴³Nd/¹⁴⁴Nd同位素比值主要反映二氧化硅的部分来源。

为对出土玻璃器展开溯源研究，Henderson教授对测得的玻璃元素含量数据进行聚类分析。例如，可对CaO与MgO含量绘制二维散点图以表征玻璃原材料的差异，从而区分来自黎凡特、叙利亚、伊拉克及伊朗的植物灰玻璃。我国陕西法门寺出土有保存状况良好的早期伊斯兰玻璃容器。利用上述方法对法门寺玻璃容器的研究表明，法门寺玻璃容器大部分与叙利亚地区的玻璃Ca、Mg元素分布相匹配，少部分与伊朗和伊拉克地区相匹配。

为进一步探讨丝绸之路上玻璃器产地与交易等问题，Henderson教授选取Fe、Cr、La、Ti等元素绘制二维散点图，较好地区分了丝绸之路西部地区不同地点的玻璃器。基于产地溯源工作，可初步勾勒出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玻璃传播的情形：细线装饰的玻璃容器，生产地在黎凡特地区，但在伊朗北部内沙布尔出土；伊拉克泰西封出土的灰绿色切面玻璃杯，玻璃材料来自黎凡特，可能自黎凡特运送到泰西封进行加工；类似的情形还有在伊拉克萨迈拉发现的无色玻璃杯碎片，其玻璃材料同样来自黎凡特。由此，Henderson教授提出了西亚地区玻璃的去中心化生产流通模型，即多个玻璃初始生产的区域中心和特定玻璃器物专门化生产中心并立，且存在玻璃材料和成型玻璃器自黎凡特输入伊拉克和伊朗的贸易关系。该项研究为沿丝绸之路玻璃生产流通格局提供了新的认知和思路。

Julian Henderson教授的两场讲座对古玻璃科技考古研究做了系统的介绍，处处展现出古玻璃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密切联系，报告贴近研究前沿，内容十分丰富，例证深入浅出，令听众对古玻璃这一重要器物类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两场讲座的报告部分结束后，在场师生与Henderson教授针对古玻璃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汪椿鑫 罗喆

修改：吕骎骎   

Julian Henderson，英国诺丁汉大学考古系教授，兼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李达三首席教授，著名科技考古学者。曾任诺丁汉大学考古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古代丝绸之路出土玻璃、瓷器与颜料的科技考古研究，出版多本专著，发表论文已被引用三千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