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现和社会分化是早期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判断标准，其中，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仰韶文化中晚期（ca.6000-5000 BP）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现有研究表明，该阶段中国各主要区域文明都基本确立了农业生产在先民生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以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与该区域距今6000年以来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多元结构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形成密切相关。然而，由于缺乏可靠的植物考古材料和准确的年代数据，目前考古学界对于该区域仰韶时代农业经济形成的具体时间和结构演化过程等尚不清楚。

 我系杨玉璋教授团队长期从事中原地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演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研究，近年来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利用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方法，结合系列样品的高精度AMS¹⁴C年代测定，对中原地区代表性史前遗址长葛石固仰韶文化时期（ca.6400-5300 cal BP）人类生业模式进行了研究，相关成果近日以“Mixed farming of rice and millets became the primary subsistence strategy 6400 years ago in the western Huanghuai Plain of Central China: New macrofossil evidence from Shigu”为题发表在考古学国际权威杂志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上。

图1 石固遗址及其它相关遗址地理位置分布图

图2 石固遗址发现的代表性炭化植物遗存

a. 黍粒；b. 稻米；c. 粟粒；d. 狗尾草属；e. 知风草；f. 画眉草属；g. 马唐属；h. 牛筋草；i.藜科；j. 铁苋菜；

k. 拉拉藤；l. 豆科；m. 野大豆；n. 决明属；o. 茄科；p. 朴属；q. 酸枣核；r. 葡萄属；s. 壳斗科；t. 栎属

 研究结果显示，石固遗址仰韶文化时期浮选土样中发现的可鉴定炭化植物遗存以先民种植的粟、黍、水稻3种农作物以及各类田间伴生杂草种子为主，且不论是绝对数量百分比还是出土概率，农作物均占据着绝对的主体地位，其中，又以黍、粟两类旱地作物为主，水稻比重较低。杂草种子以禾本科为主，其中马唐、狗尾草、黍亚科等旱地伴生杂草出土概率较高，发现数量也最为丰富，而稗属、莎草科等水田杂草出土数量较少，出土概率显著较低，这一现象与遗址农业结构中旱地作物黍、粟比重较大、水稻比重较低的情况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仰韶中期（ca. 6000-5300 BP）土样中浮选出少数几种可食用野生植物种子如橡子、芡实、山核桃等，但这类遗存仅出现于仰韶中期的3个遗迹单位中，且数量极少，仅占仰韶中期所有可鉴定植物遗存数量的1.4%，这一结果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时期（ca. 9000-7000 BP）先民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业模式有着显著的区别，表明以粟、黍两类旱地作物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石固先民获得植物性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中原地区在距今6400年以前已经确立了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从炭化水稻遗存的出现情况看，在距今6000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早期，水稻在遗址农业结构中仍占有较大比重，但自距今6000年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其绝对数量显著下降，粟、黍在农业结构中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图3），结合古环境研究相关成果，造成这变化的原因应与当时气候环境的恶化有关。

图3 石固遗址仰韶时代不同阶段农作物相对百分比变化情况

该项研究首次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区中原地区史前农业经济形成的准确时间以及研究区仰韶文化时期（ca. 7000-5000 BP）稻粟兼作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及其可能驱动因素，研究结果为重建中原地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演化、探索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在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及文明起源过程的作用等提供了关键性材料。

我系杨玉璋教授与杨苗苗博士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李为亚特任副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项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批准号：2022YFF08011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227221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文科基金（项目批准号：YD2110002016）以及欧盟玛丽居里项目等的共同资助。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2520-023-01821-5

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